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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是谁直接领导揭秘(2024年11月焦点)

内容来源：方新你好影院所属栏目：导读更新日期：2024-11-28

红卫兵是谁直接领导

从农村少年到政治舞台，红卫兵五大头目之一的王大宾十年特殊时期曾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而在这风起云涌的历史潮流中，红卫兵五大头目之一的王大宾崭露头角。然而，他的政治生涯却如过山车一般，坎坷而曲折。王大宾出生于1941年，四川德昌人，他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贫困中度过。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孤儿寡母过得十分艰辛，直到建国之后他的人生才迎来了转机，他终于不用去地主家干活赚钱，还可以去学校上学。王大宾十分感激国家、感激毛主席，创造了这么一个美好的新时代。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王大宾刻苦学习，终于如愿考入了北京地质学院，成为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学生。在当时那个年代里，大学生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考上大学是很多人改变命运的途径之一，可以预见王大宾未来的前途肯定是一片光明。在大学期间，王大宾依旧努力读书，为自己今后的事业打好基础，甚至还有了去留学的打算。但随着时局的转变，他的留学计划被迫取消，甚至影响到了他的毕业时间。好不容易即将等到了毕业，却迎来了特殊时期，国家的局势出现了动荡，王大宾想要毕业并且找到一份好工作的愿望瞬间落空。为了出人头地，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开始跟随大流加入了学生造反派的行列，由于他学历高能力强，在队伍里的威望也越来越高，手下聚集了不少的人，还成为了学院革委会的领导者。为了壮大己方势力并获得高层的关注，王大宾采取了措施，激进地推进自己的造反行动。他操控局势，通过制造混乱和对抗，意图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一席之地。特别是王大宾领导的数次冲击地质部的行动，成为了震动全国的“四进地质部”事件，这一系列行动直接导致了邹家尤等高级官员的被批斗，连何长工副部长也未能幸免。王大宾及其领导的造反派不仅仅局限于对政府部门的冲击，他们的行动还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在打着“破四旧”旗号的名义下，他们闯入了多位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的家中，以及文物保护单位，导致了大量珍贵文物和国宝的损毁与失窃，其中包括古老的字画、纪念碑和珍贵书籍等。到了1966年，王大宾接到了“中央的指示”，让他将彭德怀“揪”回北京，对此他也十分为难，他知道彭老总是革命事业的大功臣，有着显赫的战功，他不仅是开国元勋，还是国家的重要高干，就这么揪回去肯定不妥。王大宾好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并非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于是他主动找到了彭老总，两人谈话之间，他清楚的知道彭老总并没有组织上某些人说得那么大逆不道，而是对党忠诚，对主席也非常尊敬，为此王大宾主动和中央汇报了彭老总的态度，希望可以用更加温和的方式将他带回北京。在他的努力之下，彭老总被护送到了北京，保住了应有的体面，虽然后来也无法逃离被批判的命运，但也算是得到了优待。之后王大宾的仕途如日中天，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政治明星，还获得了毛主席的关注，但他的辉煌并不长久，动荡结束后，党中央开始清算以江青为首的阴谋集团，1971年王大宾被认定为江青的党羽，随即被开除党籍，并被关入秦城监狱看押。1977年，王大宾被送上了被告席，法官认为他在动荡期间犯下了两项大罪，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因此决定对他从重处罚，判处九年有期徒刑，王大宾当庭表示认罪认罚，不会再上诉。当初有多么风光，后面就有多么悲惨，他被判处了9年的有期徒刑，只能去高墙之内反省自己的错误。幸运的是，王大宾由于表现良好，得以提前出狱。八十年代中期，他回到了之前待过的机械厂工作，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工人。虽然没有了高人一等的身份，但这样的日子让他感到十分踏实，他不再需要为了迎合大众而做出一些违心的事情，也不需要为了仕途而胆战心惊。

开国上将之女在美国突然去世，30年前犯下大错后入美籍当官，晚年回国道歉，一生背负骂名！（信源：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 新京报电子报. [2023-07-22]） 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举办90周年校庆，一位老人缓缓走上舞台，她的脸上写满了沧桑，却掩盖不住眼中的愧疚。她是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也是当年红遍全国的红卫兵“宋要武”。这一次，她回来道歉。但台下的目光却异常复杂，有不解，有愤怒，更多的是深深的质疑。人群中，卞仲耕的家人沉默不语。对于他们来说，宋彬彬的道歉来得太晚，有些伤痛，时间也无法抚平。时间回到1966年8月5日，北京的夏天热得跟蒸笼似的。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地界上，正上演着一出惊心动魄的“大戏”。副校长卞仲耕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斗大会上，被一群热血青年给围攻了。这其中，有个名叫宋彬彬的姑娘，她在学校里可是风头无两，也掺和进了这场闹剧。可怜的卞仲耕，被打得浑身是伤，最后没能挺过来。这事后来被称作“八五事件”，成了那个疯狂年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宋彬彬也因为“宋要武”这仨字，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了人口中的“女魔头”。其实宋彬彬的家庭背景相当硬核，她爹宋任穷，那可是跟着毛主席爬过雪山、过过草地的开国元勋。 1960年，宋彬彬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那时候的她，可是个让人羡慕的“红色小公主”。但谁承想，1966年，一场特殊时期的风暴席卷全国，宋彬彬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巨变。她和同学刘进一起，写了大字报，把学校领导给批了一通，很快就成了学校红卫兵组织的领头羊。有一次，宋彬彬参加了个高层会议，结果媒体把她名字搞错了，写成了“宋要武”，还给她安了个“要武斗”的名号。这名字就像一块狗皮膏药，牢牢地贴在了宋彬彬身上，让她成了武斗的象征，也让无数人对她产生了恐惧。但真实的宋彬彬，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凶神恶煞。她其实性格挺温和的，甚至有点软弱。她对武斗这事儿心里其实是反感的，但那时候的她，力量太渺小，根本无法抵挡那股席卷全国的狂热浪潮。 “八五事件”之后，宋彬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她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对卞仲耕的殴打，但因为她的身份和影响力，她觉得自己难以摆脱那份责任。为了逃避“宋要武”这个名字带来的压力，她甚至改名换姓，跑到内蒙古去插队了。但不管她走到哪儿，“宋要武”的阴影总是如影随形。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个人的声音太微弱了，真相往往被埋没在时代的喧嚣之中。到了1980年，宋彬彬决定远走他乡，赴美留学，希望能摆脱过去的包袱，重新开始。可就算她跑到了大洋彼岸，历史的追债还是找上门来。在美国留学期间，她被一些留学生举报，说她是“杀人狂”，要求中国大使馆介入调查。面对这些指控和质疑，宋彬彬选择了保持沉默。她明白，历史的伤疤不是那么容易愈合的，有些东西，注定要背负一辈子。 2003年，宋彬彬辞去美国的工作，选择回到祖国。她开始直面历史，积极参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多次回到母校，试图还原“八五事件”的真相，为当年受到伤害的人们道歉。然而她的道歉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谅解。对于那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有些伤痛太过深刻，不是一句道歉就能弥补的。 2014年，宋彬彬再次回到母校，在舞台上鞠躬道歉，希望能够得到曾经被她伤害过的人们的原谅。但卞仲耕的家人拒绝接受她的道歉，他们无法原谅这个曾经间接导致亲人离世的人。宋彬彬的道歉，是一场迟来的救赎，也是对历史的反思。 2024年9月，宋彬彬在美国去世，享年77岁。她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性，也留下了无尽的争议。 “宋要武”这个名字，最终成为历史的符号，它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那段疯狂的岁月，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理性。

1966年，“运动”爆发后，已经85岁的章士钊也受到了冲击。8月19日晚上，一群身穿旧军装、袖戴“新北大红卫兵”臂章的男女青年闯进了章士钊家里，他们对着章士钊吼道：“你是老反革命章士钊吧？” 章士钊章士钊眉头一皱，没有理这群人，但他们却将章士钊拉到了院子里，然后从章士钊家里抄出了大批书籍、画册、信件，统统搬上卡车，作为“战利品”凯旋而归。 “红卫兵”走了以后，章士钊向女儿章含之大吼：“拿纸笔来！” 章含之略带惊恐地问道：“爸，您老要干什么呀？” 章士钊斩钉截铁地说：“给毛主席写信！” 章含之摇摇头说：“不会有结果的。” 章士钊却坚持把信写完，并在次日将信寄出。信寄出的第二天，周恩来就让人给章士钊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已经收到信，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他们抄走的物品也将马上退回。周恩来还指示，从即日起派两名便衣警卫到章士钊的住处值班，不准任何人闯入。毛泽东和章士钊更令章士钊惊喜的是，9月1日，毛泽东亲自给章士钊回了信：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不久以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章士钊接到解放军301医院保护了起来。章士钊在医院住了3个月，直到1967年3月才回家。住院期间，章士钊一直关注着外界的局势，他一回到家，就忧心忡忡地对章含之说：“‘运动’再这样搞下去，国家就要完了。无论如何不能打倒刘少奇。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请他制止打倒刘少奇！” 章含之听后大惊：“您的意见根本不会起任何作用，您老多亏毛主席多方保护，才过此险关，千万不能再写这种信呀！” 章含之章士钊直接拍了桌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老父也不例外，我非写不可！我不能看着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这样毁掉！” 随后章士钊坚持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信的大意是自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这离不开党内有一个坚强的核心，如果刘少奇确实犯了错误，毛泽东可以严肃批评，但也应原谅他的错误，团结一致，共同领导好国家的建设。不久以后，毛泽东给章士钊回了信：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毛泽东给章士钊写的信章士钊收到信后，见自己的意见被搁置了，不禁仰天长叹一声，然后深深地沉默了下来…… 1972年春，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事件使章士钊意识到，既然我国和美国总统都可以谈，同台湾领导人更可以谈谈。已经91岁的章士钊决定去香港，通过在那里的旧友与台湾方面进行对话，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自己的最后一份力。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的想法后，谨慎地说：“行老的爱国赤诚可敬可佩！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去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只是我考虑到，岁月不饶人，行老已是91岁高龄了，长途旅行恐怕吃不消啊！” 1973年春，章含之在一次会见时，向毛泽东报告了章士钊的心愿。毛泽东对章士钊的爱国之心十分感动，他对章含之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 此后毛泽东又请周恩来制定一个周到的计划，在保证章士钊健康的前提下送他去香港。周恩来进行了认真的筹备，安排中国民航派一架专机送章士钊，随机配备了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张惠芬及护士小丁同去。晚年的章士钊 1973年5月中旬，章士钊和章含之一起乘飞机赴香港。章士钊到香港后，见到了许孝炎、宋宜山等老朋友，而且引起了各大新闻媒体的关注。因为章士钊早在1949年就担任过国民党“和谈”代表，他此次香港之行成为了大陆向台湾发出的强大的和谈信号。章含之却对章士钊的健康情况忧心忡忡，因为香港五六月的气候十分闷热，章士钊却住在香港闹市区一幢楼的底层，并不太宽敞，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只能靠室内的冷气空调降温，她很担心父亲受不了。一个星期后，章含之因为工作的需要，得回北京了，章士钊叮嘱女儿说：“事情办好后我就回去，我很想念北京。最多3个月吧，请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回去。” 但令人遗憾的是，几天以后，章士钊就因为过度劳累而病倒了，许孝炎等朋友为他请来了全港最有名的医生治疗，但他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持续恶化。 6月28日，当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危的消息后，十分焦急，他马上指示派一支医疗队赶往香港，尽一切办法稳住章士钊的病情，然后护送他回北京治疗。7月1日凌晨，正当医疗队一切准备就绪将要出发时，章士钊不幸病逝，享年92岁。章士钊的铜像章含之后来回忆说：我父亲最后有两个心愿：一是他的《柳文指要》能出版；二是能帮助解决台湾问题。他的第一个心愿后来实现了，他也算为自己的最后一个心愿而死吧！

1949年的一天，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名义上，是给周恩来，实际却是写给毛泽东看的。信里，周作人极力为自己做汉奸一事进行辩解，同时又提及了自己掩护李大钊子女的事。他还提及，当年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时，他曾对她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 周作人还在信的末尾，特别“贴心”地表示：“因为知道他（毛泽东）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请先生代表了。”（实际是请周恩来一定要给毛泽东看）这封信，除了自证，重点还在于“攀交情”，目的，当然是为了能被“谅解”了。毛泽东对他的自我辩解并无太多感觉，他的“文化汉奸”身份早已是公认的事实。他当年为了好日子，在日本侵入北京时选择留下，并替日本人做事皆是事实。这些事实，不可能因为他几句辩解，就被抹掉。毛泽东看了信后说：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毛泽东这话，等于为周作人之后的命运“保驾”了。五十年代，政治环境宽松，周作人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他的文章开始出现在各大报刊，有时候他几乎每天都有文章见报。这一期间，周作人的文章骂国民党的不少，当然更多的是他一贯喜欢写的清淡隽永、谈天说地的文章。境遇好起来后，周作人开始寻思着让政府给自己更多了。1952年2月，他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里满是为自己当汉奸之事辩解的字句。给毛泽东写信的同时，周作人也给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周扬去了信，信里，他还将自己给毛泽东的信也抄录进去了。周作人的这几封信寄出后，他的境况再次得到了改善：人民出版社请他译书，买下他的稿子，每个月给他预支稿费200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有了这笔钱后，本就大手大脚的妻子羽太信子花钱越发没有节制了。花钱没有节制的结果，当然是钱再多，“也觉不够花”了。1958年，想要更大改善的周作人给法院写信，要求恢复自己的选举权，答案显而易见：未获批准。作为一个给国家和人民造成过恶劣影响的文化汉奸，周作人能免受惩罚，已经算得到最大恩惠了。尤其，他每月还能得到数额不小的薪资。但因为周作人始终不觉得自己做过“汉奸”，所以，他自然也不会觉得如今自己得到的待遇是恩惠。同样，在与哥哥鲁迅的恩怨纠葛中，他也始终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错，而只一味认为：自己没有任何错。鲁迅与周作人最后一次同框（1922年，当时爱罗先珂住在他们位于八道湾的家中，此照亦摄于八道湾）周作人明明做了汉奸，且伤害了哥哥鲁迅，为何却不自知，反而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他本身的性格和际遇有关。周作人在周家三兄弟中排行老二，通常，老二都是最没存在感的一个，他们在性格上也往往过于懦弱，他们往往没有自己的主见、谁强听谁。周作人在家时，当然是听鲁迅或者母亲的，因为他们二者强。可娶了日本妻羽太信子后，面对数倍强势于鲁迅和母亲的她，他当然选择听羽太信子的。也是因为什么都听羽太信子的，他才与鲁迅有了嫌隙，甚至后来还伙同妻子把哥哥、母亲逼出了八道湾的住所。后来日本占领北平时，周作人也是在羽太信子的影响下变节，开始为日本人做事。羽太信子年轻时日本侵占北京后，周作人没有走，留下来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公开当了汉奸。做汉奸期间，他还跟汪精卫一起出访日本，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后，周作人又担任了评议会主席，成了文化汉奸的“领军人物”。周作人1941年5月还为日本编的《日本的孔子圣朝》写序，里头有这么一句： “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神国而能容孔子道德之教，庙貌俨然，则其影响亦颇深远。窃希望以此因缘，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而已。” 他还为日军的“扫荡”鼓吹，说什么“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周作人沦为汉奸，除了因为性格本身懦弱外，还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他是个从小到大没有真正做过事的人，这样的人，不用说，非常自私且没有责任感。但周作人从小不做事这件事，也是鲁迅惯的，身为周家长子，他一直奉行“长兄如父”，所以从来不把弟弟周作人当弟弟，而是当“半个儿子”。周作人在家里时，鲁迅替他打点好一切，后来，鲁迅又将他接到日本留学，期间，他对周作人依旧大包大揽。成家后，鲁迅也是一直带着弟弟跑，他在北京八道湾斥巨资买了房子，并把周作人一家安顿好，不用说，期间的花销，大部分都由鲁迅负担，周作人完全不用想事。如此大包大揽下，周作人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个懦弱且无责任心的人了。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替他人着想，而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鲁迅与周作人如此周作人，做了汉奸，只会觉得自己是被逼的，害了哥哥，也只会觉得是哥哥逼自己的。总之，错都在别人，自己不仅不可能有错，还被各种欠着：国家欠他的，哥哥也欠他的。 1960年，周作人再次向政府提要求，这一次，他直接给康生写信。不久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他每月预支的稿费加到了400元，这个数字已经是当时文人的最高待遇，这下，周作人终于消停了一阵。周作人发现鲁迅研究不断升温后，开始利用自己对鲁迅早年生活熟悉的优势，写作关于鲁迅的文章，这些文后来结集为《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二书。明明在吃“鲁迅饭”，可晚年，他却总在言语间透露出“鲁迅欠他”、“自己为鲁迅做了很多”的感觉。一次，有人和他聊起鲁迅，他叹了口气说： “提供了这么些资料，也算对得起他了。” 言辞间，还透露着“写关于鲁迅的书，自己并不情愿”的意味。人总容易在不经意间“心想事成”，就在他说完这话后不久，他想写鲁迅的文，竟也真的写不成了。为何，因为六十年代，他的“汉奸”身份，让他不被允许在大陆发表作品，他只能从事翻译工作了。好在翻译本身也是周作人乐于从事的工作，可翻译的收入，比写文章、出书可要低多了。习惯了过优渥生活的周作人很快感觉到“日子艰难”了，他当时不仅养着自己的一家三代，还养着弟弟周建人的前妻（羽太信子妹妹）和孩子。因为手头拮据，他不断向有关部门、友人请求援助。他的援助对象不仅包括大陆，还包括海外的友人等。这时候的他，显然已经不顾及任何了。这一阶段，周作人书信、日记里的唯一内容便是：催稿费、借钱、哭穷。晚年周作人每次，翻译的稿费一到手，他就先还钱，接着又借钱补墙。他和羽太信子晚年多病，长期要看病、吃营养品，享受不到公费医疗的情况下，周作人难免因为医药花销大而心生怨言。而他和羽太信子的感情，也因经济问题的日益严峻，而变得裂缝日大。晚年的羽太信子和周作人长期争吵，这种争吵一直持续到羽太信子于1961年辞世才停止。羽太信子死后，周作人丝毫没有怀念她的意思，只觉得是一种解脱。此后，他将所有时间精力都放入了翻译、写作上。羽太信子去世的第二年，他完成了40多万字的《知堂回想录》。回忆录里，他将自己晚年的经历称之为“受辱”，他还反复强调自己“寿则多辱”。实际上，他当时的生活虽不再如他被哥哥鲁迅养着、做汉奸时那般滋润，却也还算过得去，更谈不上“受辱”。从来“心想事必成”，一心“想着”受辱的周作人，竟真的受辱了。他在写完回忆录后4年，因曾做过汉奸，而被红卫兵拉到院中大榆树底下用皮鞭、棍子抽打，家也被查封。晚年周作人家被查封后，周作人无处可住，儿媳妇求情，才让他得以在厨房角落里拼了个铺板床让他躺卧。这次受辱后，周作人痛不欲生，他几次央求家人给他弄点安眠药来，想自杀。可叹，年已82岁的他，竟一不留神在此后又熬过了近一年。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喝下保姆端来的一碗玉米面糊糊后，就趴在铺板上睡了。几个小时后，儿媳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因周作人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没人知道他死前究竟经历了什么，自然，他也没有任何遗言留下。周作人曾在死前一年，即1965年4月26日留下了遗嘱，遗嘱内容是：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今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可惜，周作人翻译的《希腊对话》终被时间淘汰了，他所译的版本，终因语句太过难懂，而落到了“无人问津”的下场。如此结局，若周作人泉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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